叶德浴在《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胡风与冯雪峰建国后的交往》一文的（以下简称为“叶文”，载《粤海风》2007年第三期。）起首提出：“胡风和冯雪峰，两位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里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然而，人们却不太知道建国后他们的关系的另一方面……”，这个判断颇成问题：如果把“解放前”作为整体时段，冯雪峰明显缺席于胡风主持《七月》、《希望》及与“港派”论争的全过程，怎能称得上是“并肩作战患难与共”；如果把建国后也作为整体时段，叶文努力揭示的却是人所共知的那一“方面”，至于人所不知的别一“方面”，却未见叶文提及。
叶文对胡风与冯雪峰交往历史的描述颇多失实之处，其主要原因似在于没有细读及考辩已有的史料，尤其是新近面世的《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此外，叶文还对若干重大史实作了随心所欲的解读。
对于叶文在史实方面的失误，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辩正：一、解放前胡、冯关系是否如叶文描述的那样？二、解放初他们因何事发生矛盾？三、续后胡、冯关系又因何事发生冲突？四、叶文误读的若干重大史实真相。
一
第一个问题：解放前胡、冯关系是否如叶文所描述？
叶文引用了胡风1979年11月17日《致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唁电》中的一句话，“在30年代若干年40年代若干年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和文艺上的倾向斗争中给了我恳挚的关切和援助的知己和战友”[1]，并评述道：“不仅是战友而且是‘知己’，这是对于他和冯雪峰在那段岁月的友谊的如实肯定。这是融入他的血肉生命内里的历史事实，他不能忘却。”叶德浴没有注意到唁电中对时间所作的限定，“30年代若干年”并不是指“30年代”的全部，“40年代若干年”也并不是指“40年代”的全部，胡风行文绝不苟且，唁电的措辞是经过精心推敲的。大致说来，胡风所说的“30年代若干年”应截止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佐证是胡风1937年7月29日家书，信中写道：“离开上海之前，冯政客和我谈话时，说我底地位太高了云云。这真是放他妈底屁，我只是凭我底劳力换得一点酬报，比较他们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不晓得到底是哪一面有罪。”胡风于事变前购得返乡船票，于事变后携眷离开上海。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与胡风的谈话当在事变前。冯在谈话时对胡的“地位”等提出了批评，胡风不服，反讥其为“政客”，并对其正从事的上层统战工作恶语相加。胡风从老家返回上海后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此时他与冯的关系已形破裂，佐证是胡风8月28日的家书，信中写道：“三花脸先生愈逼愈紧，想封锁得我没有发表文章的地方，但他却不能做到。我已开始向他反攻了……很明显，他是在趁火杀人打劫的。”该信以“三花脸”指冯雪峰，按照叶文的逻辑，他们之间似已无“友谊”可言。
大致说来，胡风所说的“40年代若干年”也应剔除若干时间点。1945年1月载有舒芜论文《论主观》的《希望》杂志创刊号出版，同月25日中共南方局文委为该文召集内部讨论会，胡风参会后于28日给舒芜去信，信中写道：“当天下车后即参加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的后半会。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其中“辩解的人”指的就是冯雪峰，冯虽有意为其辩解，但胡风却不领情，因为“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云云，所表达的正是文委对《论主观》的初步结论。当年2月周恩来又为《论主观》问题亲自召集讨论会，冯雪峰与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茅盾、以群、冯乃超等出席，胡风在回忆文章中只提到乔冠华对《论主观》是“基本上肯定，主张慎重讨论的”，对冯雪峰的态度却一字未提[2]。当年10月胡乔木两次与胡风、舒芜讨论《论主观》，双方分歧很大。会后冯雪峰找舒芜长谈，批评道：“你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炼成铜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只有在战斗里在群众里才炼得成铜筋铁骨，你没有强调这一点，是你的缺点。[3]”概而言之，在1945年“主流派”（叶文里的提法）与胡风的这次交锋中，冯雪峰也难称与胡风“并肩作战患难与共”。1948年“沪港论战”时胡、冯关系也是如此，冯虽对胡有所同情，但仍未能无所顾忌地支持他。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二
第二个问题：建国后胡、冯关系因何事而发生矛盾？
叶文第一节“1950—1952：友谊走到尽头”的开头一段写道：“1950年初，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和阿垅的两篇文章，先后遭到严酷的讨伐。这一切，预示着‘主流派’有组织的全面进攻已经开始。胡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战友冯雪峰却给他带来意外的不快。”且不论1950年冯雪峰与胡风之间发生了什么，叶文称胡风“没有想到”及“意外的不快”是没有实证依据的。有两则易见的史料可为证：
第一则，胡风1949年10月7日日记：“夜，到丁玲处，适雪峰在，闲谈到三时，住在那里。△果然，雪峰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本性了。”所谓“十多年前的本性”，指的正是他在抗战初期贬斥过的冯的“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及“趁火杀人打劫”的表现。胡风因何事发此感慨，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第二则，胡风1949年10月22日家书：“冯爷这两天回上海，见到时，要亲热，客气，但说话要当心。这个人，是又爱用侧面打别人的方法来抬高自己的。” 所谓“爱用侧面打别人的方法来抬高自己”，只是“趁火杀人打劫”的较为和缓的表述而已。可知，胡风此时已对冯“本性”的复萌抱有高度的警惕。
就此而言，1950年冯雪峰无论做了什么，胡风都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叶德浴先生不知晓解放前胡、冯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不足怪；叶文未涉及第一次文代会前后胡、冯关系的个中曲折，也不足怪；但叶文肯定地指出建国后胡、冯矛盾先后起于“撤稿风波”和“诗的案件”，就应该提供更多的实证材料。遗憾的是，叶文不仅没有说清这两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而且令人不解地将这两个公案发生时间前后倒置，当是未及细读、考辩已有史料的结果。
所谓“诗的案件”发生在1950年6月，胡风与冯雪峰的矛盾在于如何处理读者对冀汸长诗《春天来了》的批评。其时冯雪峰任上海文协主席，胡风任文协研究部主任，文协的刊物《文学界》附在《文汇报》上作为副刊发行，冯、胡、黄源等都是编委。冀汸的这首长诗是在《文学界》上发表的，作者曾自述云：“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真心诚意抒写迎接解放的喜悦，发自内心深处的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人民军队（写得不好是另一回事）”，并承认写得“并不高明”[4]。诗歌发表后，自然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来信批评，其中也包括“上海诗歌联合会的主席劳辛和成员芦芒等”提出的异议。这些批评放在当年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并不能视为某方面对“胡风派”的蓄意打击——
当年3月《文艺报》组织过关于“新诗歌的一些问题”的“笔谈”，一些写得比较“高明”的颂歌体长诗，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聂绀弩的《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任钧的《歌唱人民的新上海》、魏明的《斯大林永远年青》等，都受到了批评。贾芝的“笔谈”文题为《对于诗的一点理解》，对当年泛滥成灾的颂歌体长诗进行了针砭，写道：“听报纸编辑说，来稿中最叫人头痛的是诗多，这自然不是说多不好，而是说好诗太少。就我看到的抒情的自由诗确有很多好的……（笔者略）但是有更多的诗，只能表示作者动机很好（例如歌颂新中国，追求光明，宣传买公债等等），却没有写成能够打动人的诗，所以政治效果也不会大。一类是‘太阳’‘红旗’‘万岁’……堆积概念，分行加韵，而没有具体的生动形象，和足以启发人们思想、想象的深刻的思想和情感；不错，歌颂我们的伟大时代，这些发光的字眼都是需要用的，但诗不该是缀合概念。”贾芝的批评声还在文坛荡漾，冀汸的这首长诗又面世了，诗中又恰好有着这样的句子：“红色的笑/ 红色的脸/ 红色的臂章/ 红色的旗/ 红色的太阳……”，其特点与弱点能不被读者发现并诟病吗？
《文学界》编委会收到读者意见后，对如何处理产生了分歧，冯雪峰慎重地进行了调解。
叶文不了解冯雪峰处理“诗的案件”的曲折，仅根据胡风7月16日致冀汸信中的这句话——“‘诗联’诸大诗人，以劳辛其人为首（党员），向文协争地位。”——便判定劳辛、芦芒等“都是一些派性十足而且左得可怕的人物”，并认定冯“迎合了错误的一方”，这同样是缺乏实证依据的。
所谓“撤稿风波”则发生在1951年7月，所撤稿件是罗石（张中晓的笔名）的一篇反批评文章，该文为反驳萧岱（时任上海文联副秘书长）的批评文章而作，这是张中晓继《〈武训传〉#8226;文艺#8226;文艺批评》和《为了前进——答刘宗诒先生的“不要使问题混乱”》（两文皆载于《文学界》）之后的第三篇为“批判《武训传》运动”推波助澜的文章。其文主要观点可参看下引1951年7月17日他给梅志的信，信中写道：
“《文学界》看到了，有—位叫做萧岱的，仿佛要我‘从实际出发’。我忘记了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位姓萧的本来原和梅林、元化等参与《青年文学》的编辑的，是友是敌，还不能确实。不过对你，我就随便的谈谈：我觉得《武训传》问题，假如想有所得，决不能高谈什么改良、投降主义之类，而应该集中对孙瑜。但这位姓萧的说我底这一主张会削弱论争，好像必须从“理论”(??)上去批判武训，才算丰富或开展论争。但其实，武训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的一些什么们，不是比武训更奴性十足么?姓萧的所谓的‘展开’只不过双眼向天，两脚悬空的壮言大语而已。假如我们真的依照他所主张的‘实际’去出发，恐怕除了糟蹋些纸墨之外，其他是一无用处的。这种不顾战略要求的文章，我想一定是敌人。……现在理论家说武训是改良、投降主义，好像武训是拜杜威做了老师一样。这类架空的昏话真使人恶心，居然还想通过武训来清算这类‘主义’!着鬼一样的。”[5]
认为《武训传》宣扬了改良主义的“理论家”是毛泽东，主张“对事不对人”的是周恩来，而“敌”情观念严重的张中晓却要把批判的矛头“集中”于该剧的导演孙瑜，他的想法显然欠妥。1951年7月初，夏衍结束了东欧访问从北京返回上海，带回周恩来的指示：“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6]”
张中晓的“整人”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文学界》退稿的，这就是“撤稿风波”的真相。无论以当年的或今天的认知水平来看，唐弢对该文的处理毋宁说是对张中晓的爱护，冯雪峰的决定则间接地阻止了胡风的青年朋友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叶文没有细读及考辩已有的研究资料，竟将1951年7月发生的“撤稿风波”放在前，而将1950年6月“诗的案件”放在后，并说成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三
第三个问题：建国后胡、冯关系因何事发生冲突？
叶文肯定地指出：“造成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友谊终于走到尽头的，是1952年初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第三章的发表。从1951年8月开始，冯雪峰就在《新观察》半月刊发表连载的《回忆鲁迅》……（笔者略）1952年2月16日出版的《新观察》该年第4期发表的《回忆鲁迅》，写到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后同鲁迅接触的情况，写到当时上海进步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有关部分竟冒出许多匪夷所思的怪论。最离奇的是谈到所谓‘宗派主义’的几段……（引文为笔者略去）”
质言之，冯著第三章指出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双方都有宗派主义情绪，这是比较客观的，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论”。冯说较之胡风认定“国防文学”口号是“阶级投降主义”、周扬批评“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现阶段的文学》），应算是持平之论。换言之，不强调所谓“路线斗争”而着眼于左翼内部的“宗派情绪”来审视当年的这场论争，这是冯说的高明处，也为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接受。
叶文断言“胡风看到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对冯雪峰看法自然不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个判断也是没有实证依据的。
胡风确实读过冯的《回忆鲁迅》，在其日记（《胡风全集》第10卷）中有两处记载：（1951年10月15日）“看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等”，（1952年4月26日）“看冯雪峰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但并没有因此而称其为“三花”，按照叶文的逻辑，似不能证实他对其人其文有特别的反感。胡风也评论过冯的《回忆鲁迅》，在其书信（《胡风全集》第9卷）中有一处记载，1952年9月2日自北京致王元化，讨论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的修改问题，其中提到：“友人粗粗检查了一下三花脸过去的东西，包含了不少的污秽。耿兄（和你们）看一看《鲁迅回忆》，如何?”他虽斥之为“三花”，但并未表现出对冯著“第三章”的特别义愤，这也是叶文所忽略了的。
说到底，胡风并不反感冯著回顾“两个口号论争”时批评左翼文坛内部的宗派主义。1979年8—9月他在撰写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长文《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期间，曾为如何评价冯雪峰事给楼适夷去信（9月13日），信中肯定了冯的6点，第5点即是：“要强调他的反宗派主义，爱惜文艺新生力量的品德，特别是和那些宗派主义的棍子王伦们比较起来。”
叶文没有细读及考辩已有的研究资料，轻率地将冯著《回忆鲁迅》第三章定义为“1952年的迷误”，生造出一个胡、冯交往过程中并未发生过的冲突，实在令人遗憾。
四
第四个问题：叶文误读的若干重大史实真相。
第一个被误读的重大史实是关于胡风1952年5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去信事。
叶文认为，由于“1952年4月初出版的《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讯》上，发表了两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胡风对冯雪峰的态度便发生了“恶化”，将其视为“严重的事件”，曾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反映，“后来写给毛泽东的信未发，只发了给周恩来的一封”云云。
实际情况却是：胡风于1952年5月4日寄出了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给毛的信是附在给周的信中一道寄出的。周恩来于同年7月27日给胡风复信，信中写得非常清楚：“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另外，胡风给两位领袖的信，控诉的并不是冯雪峰，而是周扬。周扬于同年7月23日给周恩来去信，信中也写得很清楚：“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换言之，即便此时胡风对冯的态度发生了“恶化”，那也与“读者来信”无关。
第二个被误读的重大史实是关于冯雪峰1955年5月为何没有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事。
叶文认为，“并不是他（指冯雪峰，笔者注）在批胡大会的发言感动了周扬等人，倒是胡风帮了他的忙。胡风在日记中一口一个‘三花脸’，使得专案组人员不得不做出冯雪峰不可能是‘胡风分子’的结论。”
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据当年参加过“专案”的黎辛回忆：“我看过部分胡风日记，知道他对文艺界某领导人有意见，对冯雪峰印象好，称丁玲为‘凤姐’，并且说是‘可以合作的’。[7]” 黎辛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通读胡风日记，虽有“三花”的记载，却也不乏“雪峰”或“冯雪峰”的称谓。譬如1954年日记，2月23日有“冯雪峰夫妇与适夷来吃晚饭。把《时间开始了!》交冯雪峰”的记载，10月31日还有“冯雪峰检讨”的记载。换言之，冯雪峰当年未被划定为“胡风分子”，倒与“专案组人员”并不偏信胡风日记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个被误读的重大史实是关于1957年夏衍的“爆炸性发言”事。
叶文认为，“1957年夏天，在反右斗争批判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狂潮中，冯雪峰终于被‘揪’了出来。在8月14日的大会上，夏衍更作出令人震惊的把冯雪峰和胡风捆在一起打的‘爆炸性发言’。”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夏衍当年的“爆发性发言”之所以引起与会人士的震惊，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在发言中提到人所共知的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而在于他“所讲述的内容，是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的”；其中心论题也不是关于“冯雪峰与胡风的勾结”，据冯雪峰自述，而是以揭发他“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8]；其发言的焦点并不在“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是非，而在冯起草、鲁迅修改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关于“四条汉子”及“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等语对周扬、夏衍等的“政治陷害”。换言之，不管夏衍的发言是否牵扯到胡风，冯雪峰的政治命运都不会有所改变。
第四个被误读的重大史实是关于冯雪峰的《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以下简称为冯文）的有关内容。
叶文认为，“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终于把胡风和冯雪峰的真实的风貌还给了他们自己。可惜的是，冯雪峰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已经把同胡风回归友谊的信息留给了胡风。”所谓“回归友谊的信息”，叶文认为是冯文中“这口号最初提出时，确实是有当时尚未发觉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插进来的”及以下几大段。
实际情况却是：第一，冯文是作于“文革”高压时期（写于1966年，改于1972年）的一份“交代材料”，文中指胡风为“当时尚未发觉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便是时代的印痕。胡风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法；第二，冯文并没有试图为胡风洗掉“宗派主义”的诟病，而是相反。叶文摘引的段落中有“胡风谈了不少当时文艺界情况，谈到周扬等的更多。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很厉害的”，这话其实对胡风并不有利；在紧接着的未摘引的部分还有“这样，既没有用鲁迅名义提出，也不是用党的名义提出（括号内为笔者略去），而胡风写了有关这口号的第一篇文章，胡风自己和别人就都可以看成这口号是由胡风提出的了”与“胡风回去之后，文章还没有发表之前，文艺界已经引起关于新口号的纷纷议论。因为胡风回去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已经把新口号宣传出去了……”及“我觉得胡风的态度和活动，也很妨碍团结……”等等，这些说法也对胡风很不利。
因而，胡风不会认为冯文传递了什么“友谊的信息”。1979年8月16日他自成都给吴平（牛汉妻）去信，写道：“《材料》（2）收到。茅冯二文，很有用处。正在写这问题（过去写过不止一次，现详写一次），已成二万余字，还有万字左右。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会，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可见，他对冯文的真实性是有保留的。同年9月10日给牛汉信，态度更加鲜明：“《史料》栽给你，并将为你们落实政策，也算一种回春消息罢。但此刊难处大。看2、3两集，造谣自吹、诬人的杂质太多。也许只关胡某的材料才如此?”牛汉时任《新文学史料》主编，第2、3两集中关于胡风的文章只有3篇，《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茅盾的《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冯雪峰的《有关1936……》。以“诬人”作概括，他对冯文的真实态度可见一斑。有趣的是，周扬却认为冯文“比较公道”。1979年5月1日他在复楼适夷的信中写道：“病中得来书，甚为快慰。承示冯雪峰同志的最后遗作，读之无限感慨。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论怎样，我对他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一九七五年，我刚获‘自由’，冯乃超同志就告诉我，雪峰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垂垂以不能回到党内来为终身恨事。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战中他所犯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9]”换言之，从冯文中读到了“友谊的信息”的与其说是胡风，不如说是周扬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叶文在胡风、冯雪峰交往史实上的诸多失误，都与作者未曾细读及考辩相关史料有关；而且，先验的主题“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也促使作者在若干历史细节上作了一些强解和误读，这些，都是令人惋惜的。
[1][2]《胡风全集》第7卷第128、62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
[4]冀汸《历史法庭上的证词》，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第41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路莘整理《张中晓致胡风书信》，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
[6]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7]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程光炜主编《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8]史索、万家骥《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载《没有情节的故事》第118—11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转引自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股票配资吧，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长城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热点资讯
